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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余世存热闹历史给了我们足够多的信息

发布时间:2019-11-27 06:19:00 编辑:笔名

专访余世存:热闹历史给了我们足够多的信息

众所周知,在今天的大陆中国谈论近现代史尤其是民国史已经不再新鲜。当年出版家预言历史热(拙着《非常道》很荣幸被列入)带来的价值系统重建的工作,今天看来并无多大成效。历史轮廓、人生社会正义等等少有浮现,我们收获的多是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式的论断。

我在《环球人物》杂志上的专栏及相关文字将结集出版,曦阳要我说几句话。

跟数年前出版的《中国男》一样,这些文字以近现代史上的人物为主,一如既往地呈现我个人的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。有所变化的是,时过境迁,我已经不复有《中国男》式的青春激越,我选取人物更随意多样,再用一句自卖自夸的话,我对人物的探索更进了一步。举例说明,无论是《非常道》时期,还是《中国男》时期,我对近代人物的了解虽多,但有些人物因无法理解而弃置不论。像大刀王五、阎锡山等人,我曾经一再想涉足,但直到这两年才算满足愿望。

有关王五的材料太少,我们只能想象他的存在。幸而这几年我个人接触到不少民间豪侠之士,跟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的原子个人主义不同,跟我们熟悉的势利不同,在他们那里,确实有人性的侠义肝胆。因此在梳理王五的事迹之后,我写下这样的话梁启超认为:所谓两昆仑者,其一指南海(康有为),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。这是梁对他战友心地最为精当的解读,也是中国读书人对江湖人最高的回报。唯有如此,读书人才不负屠狗辈。仗义每从屠狗辈,负心多是读书人。但到了谭嗣同和王五那里,这一中国社会中的功德和罪性现象有所救赎。谭嗣同为我们读书人争得了荣誉,王五再一次证明了屠狗辈的肝胆侠义。

10年前编着《非常道》时,阎锡山给了我很深的印象。在当时的了解里,他是跟辜鸿铭、韩复榘、陈炯明、冯玉祥等一个队列里的人物,有些漫画化,自我中心,不可理喻,迷信,封建,无知于现代文明对这类人物,我一般是敬而远之。这次再读阎锡山,我对他的谨慎、忧患大起同情,我承认这是一个未被大陆中国人认知的先知先行者:在激进的时代思潮面前,阎锡山没有屈服,反而兼收并蓄,总结出他的中道哲学。而对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现代庸俗哲学,阎锡山的应对是平实的。他同意按劳分配的原则,在日记中,他一直歌颂劳动,认为劳动创造收入。他的两个儿子去美国创业,阎锡山告诫他们说:我负山西时,你祖父说我,要知道你要负这么大的,我一定叫你背几回炭、掏几回厕所,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,处理民事才有标准。你们生长在衙门里,不知道生活的困难、工作的艰苦,没碰过钉子,没挨过骂,完全同一般平民的精神环境脱离了,这可以说是你们做事进步上的一大障碍,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。他送给两个儿子16个字:轻财重义,讷言敏行,俭己厚人,恭己恕人。

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。也许是阅历的丰富,使我对历史人物多了一层理解。甚至在知识界多对孙中山、黄兴等人说三道四时,我也愿意为他们辩护。虽然梳理材料极为劳累,但撰写人物却是一件愉快的事。

举这些例子,正是要跟读者朋友分享我的人生收获。对历史及其人物,我们一般都是经二手材料而了解,这些被给予的事实和观点是经过挑选的,经过意识形态等有色眼镜过滤的。要把历史人物化为自己的财富,得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。在意识形态淡化之后,不少专家学者和民间写史者,言说之中多会做惊人之论。对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则会做历史深处的扒粪者,或做发明者这样的历史热闹,给了我们足够多的信息,也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混乱。我们当切记,一如意识形态盖棺不能定论一样,任何一个写史者都不是历史人物的终结者。我的文字同样如此。就像我在《中国男》里谈过卢作孚之后,我在《卢作孚箴言》的序文仍重新面对他一样,历史人物随着人生社会的演进仍新鲜如初。

众所周知,在今天的大陆中国谈论近现代史尤其是民国史已经不再新鲜。当年出版家预言历史热(拙着《非常道》很荣幸被列入)带来的价值系统重建的工作,今天看来并无多大成效。历史轮廓、人生社会正义等等少有浮现,我们收获的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论断。赞美者竭力美化民国,如称道民国风范;讴歌者把民国当做一个美好的时代;反对者百般否定民国,如说立宪党人跟革命党人合力发动了辛亥革命,如说辛亥革命开启了20世纪的乱源众声喧哗下的热闹不过是上帝无言百鬼狰狞,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之举。

我的体会是,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把握现实;相应地,我们对现实的了解越多,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越多。一个对大陆中国现实演进缺乏足够了解的人,对左右思潮、传统与现代争论、民主民权运动缺少关注的人,却能对立宪与革命、同盟会内讧等做出历史结论,这不是过于随意任性了吗?一个只知给中国文明、中国历史等大词做注解的人,却要我们读者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信心,这不是痴心妄想吗?一个对袁世凯、慈禧甚至秦始皇都同情乃至崇拜的人,我们怎么能指望他的历史哲学关注民生、关注千千万万的个人呢?一个现实中的胆小者,怎么可以胆大到审判历史上的改革、革命的功过,并以为自己就能为汪精卫、袁世凯等人平反呢?一个盯着历史人物大腿左看右看大惊小怪的小丈夫,我们怎么指望他的发明、发现能够推动人生的自我完善?我们的史学文学如此诡异、幼稚,至今停留在影射阶段,停留在观念独尊阶段。

因此,我愿意对读者说,历史的天幕上繁星密布,我们要学着去看星星,要常看星星。借助学者作家的视野,我们得以了解不同的星野,只有拨开他们的强光,才能看到更多,只有串连起来,才是整个天空。仰望星空,跟历史人物对话、交流,其实最受益的不是星空是否因此得到同情的了解,不是历史人物得到了慰藉,而是我们自身心量的丰富增益。致广大而尽精微。只有如此,我们现实疲惫的心灵才能获得静谧、安宁、正念、正信而正精进。

对我个人来说,如果《非常道》捍卫历史正义有凿空之功,时至今日,我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更像是在传播常识。比如学人对陈寅恪、梁漱溟等人敬而远之,好像今日中国无其土壤。但在我这里,我能想起顾则徐、梁卫星、毛喻原等为文化守望的朋友们。比如邵飘萍,一般人会说他的勇气、胆识,在我写时,我就会想起程益中、王克勤等界的朋友们,这些朋友所做的要比邵健康、理性得多。因此,近代史绝非今天一些人以为的,是精彩绝伦、高不可攀的时代,只要回归平易健康,我们就能理解陈寅恪们,并为他们的存在发出一声叹息。

如果有人也为自己的周围发出这样的感叹,那么就值得祝贺,因为他已经把资源倾斜给了现实。人生和历史在这里起步。

最后要说的是,感谢《环球人物》杂志的张勉主编和王晶晶小姐给我提供了专栏写作的平台,两年来她们给了我不少方便。在结集出版的时候,张勉主编又写了精彩的序言。借助于她们,我印证了自己文字的适用范围。一个写作者最高兴的,莫过于他的文字没有染上流行病。而这种流行,在近代史领域极为明显,如南方朔指陈的:近代虚无主义当道,它在西方成不了主流,但在非西方则透过文人作家而产生较大的影响,他们看不见历史过程中的生灵涂炭及慷慨悲歌,而相信自己的破文章掷地有声,君主立宪这个早已被否的问题也被重炒,甚至连袁世凯、段祺瑞也都被翻案成了某种英雄。在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,文人知识分子也已不会唱大调歌曲,都只会唱矫揉造作的小调,中国的民国史热,就是小调歌曲的大合唱。

既然有大合唱,必然也有独唱、清唱。倾听是歌唱的黄金,而听者会心,那于我是快何如之的事。

是为记。

(:冷得像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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